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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認定“分手協議”的效力? 5個建議不可不知!
2017年08月14日閱讀1399
撰文杜佳(律師)
男女雙方戀情結束而簽訂“分手協議”的情況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不管是男女戀愛關系中,還是非婚同居關系中,甚至是婚外同居關系中,都不乏“分手協議”的身影。


隨著維權意識愈加深入人心,因男女雙方戀情結束而簽訂“分手協議”的情況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不管是男女戀愛關系中,還是非婚同居關系中,甚至是婚外同居關系中,都不乏“分手協議”的身影。其中,與婚外異性同居是為我國法律明確反對的行為,那么在該種情況下簽訂的“分手協議”的性質與效力究竟如何呢?


2010 11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中國法院網公布《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公開征求修改意見和建議。其中第二條規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為解除同居關系約定了財產性補償,一方要求支付該補償或支付補償后反悔主張返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當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財產權為由起訴主張返還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并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處理。”這是司法部門第一次將婚外同居分手協議以法律條文形式對其效力進行規定,但是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最后只有 19 條,相比于原來有 21 條的《征求意見稿》少了兩條。缺少的兩條中就含有爭議較多的《征求意見稿》的第 2 條,即關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為解除同居關系約定財產性補償”的問題的條文被取消了。為什么取消這一條?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杜萬華解釋說,因為婚外同居這種現象比較復雜,在具體實踐中難以以司法解釋相關的條文來一一對應,不規定不等于不正視。他指出,基層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的時候,以后要堅持維護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和善良風俗,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但是在現實審判中,因為我國法律尚無與婚外異性同居分手協議效力的規定,對于分手協議,有的按照《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定性為有效,有的按照《婚姻法》中違背國家一夫一妻制的強制規定而認定無效。這種模糊性判決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同樣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卻有不一樣的結果。


本文參考多則法院裁判案例,歸納目前法院對婚外同居分手協議的性質與效力的司法觀點如下:



案例篩選及效力分析:



陶某與周某系夫妻,雙方于200527日登記結婚。20106月,劉某與周某開始交往,發生婚外不正當男女關系。2011711日,劉某及其父親趕至陶某家中并與陶某及周某發生爭吵,經周某報警后,該四人被帶至派出所,由當日值班民警進行調處。經陶某、劉某、周某及劉某父親四人共同協商后,周某和劉某簽訂“分手補償協議”,約定:“周某在2011717日前支付2萬元給劉某;此后,從20118月起至20121月,周某每月支付劉某5,000元;至此,周某共支付劉某5萬元作為精神補償;即日起,只要周某按上述時間及金額支付錢款,雙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以上門、上單位、電話、郵件、短信及其他方式打擾和影響對方的工作、生活、家庭、朋友、同學等,更不能采用任何其他方式危及對方人身、財產及家庭……”2011715日,周某通過銀行轉賬給付劉某2萬元。后陶某起訴請求判令:1、確認劉某與周某之間簽訂的2011711日簽訂的協議無效;2、由劉某返還周某分手補償費20,000元;




關于本案“分手補償協議”的效力爭議問題,陶某主要觀點為:周某無權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故未經陶某同意的“分手補償協議”是無效或可撤銷的合同;劉某和周某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系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所簽的“分手補償協議”內容不合法,應屬無效。劉某則認為:“分手補償協議”系劉某和周某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得到了陶某的當場確認,故該協議應屬有效。


一審法院認為,該協議是經陶某、劉某、周某及劉某父親四人共同協商并同意后而由劉某和周某簽訂的,系陶某真實意思的表示,故陶某應對其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負責,現陶某以周某未經其同意私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為由主張“分手補償協議”無效或可撤銷的意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采納。周某應當按約履行付款義務,故陶某第二項訴訟請求即其要求劉某返還2萬元,法院也不予支持。


故一審法院判決駁回陶某的訴訟請求。陶某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在其已有配偶的情況下與劉某建立和保持不正當婚外戀關系,該行為明顯損害了上訴人陶某與其合法的婚姻關系,且明顯有悖于社會公序良俗,而本案系爭分手補償協議實質系周某和劉某為解除雙方不正當婚外戀而簽訂的贈與協議,故該分手補償協議應認定無效。因此,劉某不得依據該“補償協議”要求周某支付剩余的3萬元。由于“情債”屬于“自然之債”,對于已履行的部分,也不得以不當得利主張返還,即對于張某已支付的2萬元,陶某不得要求返還。上海一中院作為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一審民事判決,認定張某和劉某簽訂的“補償協議”無效。




該案一審法院對分手協議持意思自治有效的觀點,二審則傾向于《征求意見稿》中的自然債務論,由此可見,對于同一案件,審理法院所持的觀點不同,審理結果將會產生巨大的差異。




2003年底,呂某結識了20歲的楊某,在呂某的追求下,兩人確立起了男女朋友關系。此后的四年里,楊某三次墮胎,后來患上了多種婦科疾病,并因此影響了生育能力。后楊某發現呂某為有婦之夫,因不肯放棄自己的家庭,20105月,呂某與楊某簽訂了一份分手補償協議:呂某承諾支付楊某20萬作為補償。在簽訂協議當日,呂某先支付2萬元,余下的18萬元,分四年支付完畢。后呂某在一次性支付2萬元及在隨后的三個月內每月支付3000元后,拒絕履行協議約定的義務。楊某遂將其告上法庭,要求呂剛一次性支付全部費用。


  • 【法院裁判】


法院經審理認為,基于合法婚姻外不正當男女關系而發生的民事行為(如贈與合同)是否無效,不能一概而論。當事人以建立或維持婚外戀為目的的民事行為,因婚外戀不僅損害了合法的婚姻關系,也明顯有悖社會的公序良俗,屬于《合同法》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無效民事行為;而以解除不法的婚外戀為目的的民事行為則與前述情形不同,解除婚外戀是當事人主動改過的行為,其后果亦有利于社會倫理規范的恢復,故以此為目的的民事行為并無違背公序良俗之可言。且法院認為協議書的賠償期限過長,綜合本地的經濟水平及呂某的經濟狀況,一次性支付余款15萬元并非特別巨大之數目,故判決呂某一次性支付15萬元。




認定婚外分手補償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在某些方面確實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再深一步考慮,這樣的判決是否忽視了“第三者”的相關權利,是否對“第三者”不公平。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第三者”也是受害者,比如她不知道或者被欺騙,與自己同居的人已有配偶而獻出了青春和感情,當婚外同居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婚姻,解除與第三者的同居關系而給同居的“第三者”適當的補償,這種補償協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存在相當程度上的合理性的。 反之,會造成婚外同居者玩了白玩,還能全身而退,也是有違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則的,同時也會給社會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


【律師評析】

誠然,我們從事民事活動都應該遵循公序良俗原則,婚外同居行為顯然與公序良俗原則背道而馳,但是如果我們因為婚外同居行為不符合善良風俗,而認定婚外同居當事人所為的其他一切民事行為也無效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


從以上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對因婚外同居所為的民事行為及簽訂的補償協議應該區別對待,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當事人的動機、目的、主觀善意、惡意,以及處分的財產是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以及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等不同情形分別認定該協議是有效還是無效。


綜上,就“分手協議”在法律層面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及風險,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杜佳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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